晚清：如此改革五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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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认知三阶段？

对于晚清改革的失败，传统的解释是，中国学习西方，认知上经历了从器物、制度、文化三个阶段。清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，于是改革器物（洋务运动）；后来认识到其“政教风俗之美”，于是改革制度（戊戌变法、清末新政）；最后终于认识到儒学无法与现代文明接榫，于是在文化层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。晚清改革只在器物层面有所建树，因此必然失败。

这种把文化当作最高层级的“文化决定论”，不仅缺乏理论依据，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靠文化改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。更何况，新文化运动反儒不反法，实属瞄错了靶子，后果便是五四一代从小共同体中挣脱，却又被大共同体紧紧裹挟（挣脱了家庭、宗族的束缚，却要服从抽象的、更加不容质疑的“组织”、“人民”），个体自由依旧遥不可及。

此外，清人对制度差距的认识，并不晚于对器物差异的认识，几乎是鸦片战争后不久，晚清名臣徐继畲便在《瀛寰志略》中对美国选举制度大加赞誉，“推举之法，几于天下为公，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”。要知道，三代（尧舜禹）一直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社会。无独有偶，后来出使欧洲的薛福成、郭嵩焘等人，均在日记中反复提到“三代”一词，认为“三代以前，独中国有教化耳”，而秦汉以来政教风俗每况愈下，欧洲各国如今看待大清，“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”。

二.拐点与原因

因此，晚清改革的拐点与失败，不是“三阶段”式的断言可以完全解释的。从当今的视角回望，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，至少可以沿着三条更为清晰的线索来追溯。

其一，改革红利下滋生的傲慢自满。1861年，英法联军占领北京，咸丰帝与慈禧仓皇逃往承德。二十余年后，中法因越南藩属问题开战，清廷俨然已能与法国在云南一掰手腕。朝堂上下因改革红利而弥漫着自信与傲慢，早已没有庚申之变后，对改革的紧迫渴求与强烈共识。此外，借由中法战争，慈禧夺取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利，从此开启了独掌大权的时代。

此后，沉浸于”中兴自信“的慈禧，重启了三海重修等一系列享乐工程，并在甲午前夕挪用北洋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。据学者王家俭的估算，甲午年之前，同治修陵、光绪大婚、三海及颐和园工程、慈禧六十大寿这几项，便耗费了4000万两白银以上。作为对比，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，造价620万马克，约合140万两白银。

其二，继续深化改革有碍统治稳定。改革的低垂果实采摘殆尽后，继续深化改革需要放松行政管控，但行政管控一旦放松，又会威胁统治稳定。如果这场改革能让中国富强，却会威胁到爱新觉罗氏的统治，那改革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？在强国富民与朝廷万年之间，晚清统治者们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，甚至不惜用透支国运的方式，调用一切资源为政权续命。

于是在1884年，中国迎来了第一场“国进民退”。以轮船招商局这家洋务旗舰企业为例，其原本由民营资本主导，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方式运作，每年盈利颇丰，在与太古、怡和两家英国轮船公司的商战中不落下风。“甲申易枢”后，盛宣怀入主招商局，招商局迅速转向“官办”，进而沦为朝廷的小金库，二十年间累计“孝敬”一百多万两白银，到清末已是奄奄一息。而就在轮船招商局成为大清另一个衙门时，日本将其最大的造船企业长崎造船局，出售给私人企业主岩崎弥太郎，这家造船厂后来发展成为三菱重工。

民营资本之所以不为专制朝廷见容，是因为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、对政策制定与公众舆论的影响，对爱新觉罗式的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。对于清廷来说，绝不可能允许有不受朝廷控制的经济实体存在。于是在国进民退下，“富民”的目标自然遥不可及，“强国”之梦也在甲午一战支离破碎。

其三，改革掌舵者慈禧的见识不足。实际上，晚清体制内并不缺乏改革人才，冯桂芬、郭嵩焘、徐继畬、容闳等人，皆具有超前眼光与国际化视野。哪怕在高级决策层，奕䜣与李鸿章也有可能带领晚清走出“数千年一大变局”。而晚清改革的悲剧便在于，擅长权术者并无改革的见识与魄力，具有现代化视野的领导者又无法在权力的游戏中获胜。慈禧的知识眼界与文化素养，远不足以带领中国走出千年秦制，却又偏偏深谙法家“法、术、势”之道，是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。

义和团之乱，慈禧见识之简陋展现无遗，其虽知义和团大师兄们刀枪不入的把戏是假，却认为民力可用，一旦开战，可以用来填洋人的枪眼儿。可见主导其思想的，依旧是两千年前韩非的愚民、驭民之道，知识结构停留在传统的帝王心术。

三.错失的改革窗口

1900年庚子之变，太后西狩，这场无法粉饰、无法推卸责任的失败，让朝堂上下因改革红利而滋生的傲慢被扫荡一空，晚清又一次到了“非改不可”的阶段。

这场学习日本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“清末新政”，似乎颇有痛定思痛之感：废除科举、新建陆军、建立责任内阁、成立资政院... ... 只是，桎梏晚清自强改革的那道选择题，在这场“清末新政”中依旧存在：改革所追求的，是强国富民，还是朝廷万年？

又一次，慈禧与其接班人载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。一旦改革触碰到政权的安全线，稳定压倒一切。于是，君主立宪有了12年的预备期，成立的责任内阁沦为“皇族内阁”，颁布《大清报律》钳制舆论... ... 晚清的“君主立宪”，终究沦为一场笑谈。

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失败，是知识分子与士绅阶级对清廷彻底失望，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深谙权术之道却无法引领时代转型的慈禧，也成为晚清的掘墓人。

帝制消亡不足惜，但改革窗口一旦失去便不会重来，最终与专制者陪葬的是百年国运。曾经国人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，早已经由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强国，此时正虎视眈眈。数年后，北方的沙俄迎来一场划时代的革命，政权稳固后的苏俄对外蒙古、东北、西北的侵蚀变本加厉。随后几十年间，北京、南京两期民国政府，始终没有迎来一个安定发展的内外环境。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窗口，已经是晚清改革启动百余年之后的事了。